1983年1月的北京，风硬得像刀，吹过护国寺街的砖墙，呼啦啦直响。那几天，宣武分局一间小办公室却格外安静，一封署名“群众”的举报信，被稳稳压在案头最上面。信纸不长，几行字，重点只有一句：“大耳胡同有一老人，夜夜烧东西，常与香港人来往，可疑。”
负责阅信的民警没急着下结论，先把信放到一边。类似的反映，平日里也不是没见过。但让人有点在意的是，落款写得很认真：时间、地址，一一标明。写信人显然琢磨过。举报信被登记后，很快被送往北京市公安局一处。几天后，一个熟悉而又略显陈旧的名字，在电脑和纸质档案中同时跳了出来——李家琪。
翻开那份尘封多年的档案，时间线立刻拉长。1947年、1950年、青海劳改农场、1979年回京……这些关键节点，像一串已经凉透的火星，被举报信重新拨亮。不得不说，哪怕在案卷堆里打了多年交道的干警，看完这份经历，也难免皱一下眉头。
转回护国寺街，这位被点名的老人，却过着另一副模样的日子。街坊们只知道，他腿有伤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人倒是热情。谁家灯泡坏了，他拄着拐杖咔哒咔哒就上门；节日里孩子们围着他，嘴里都是糖味。更惹人羡慕的，是客厅那台21英寸彩电。那个年代，彩电还是稀罕物，每到周末，他都招呼人：“都来坐，今天有好戏。”大人看戏，孩子看热闹，一屋子暖烘烘。
有意思的是，越是这种看起来“和气生财”的人物，细枝末节越值得琢磨。举报信里提到的夜间烧东西的习惯，很快被人对上了号。好几户邻居都曾在夜里闻到纸灰味，偶尔透过窗缝瞧见暗红的火光一闪即灭。有人以为是老头迷信，烧点纸钱；有人觉得不过是清理杂物。真正提笔写信的那个邻居，自然另有心思。
一、从劳改农场到北京小院
把时间往前推，才能看清这个人的来路。1947年，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。国民党情报机关频频在解放区附近活动，派出一批批潜伏人员。李家琪当时正是其中一员，奉命潜入解放区，结果行动失败，被人民解放军逮捕。那一年，他三十出头，心气还高，却一步踏错，命运就此拐弯。
建国后，1950年，全国范围内开始系统清理潜伏特务等敌对分子。经过审查，李家琪被以反革命分子论处，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，送往青海某劳改农场改造。那会儿的青海劳改农场条件艰苦，风沙大、温差大，劳动也重。李家琪在那儿待了近三十年，腿伤就是在农场劳动中落下的，旧伤反复，最后落成严重残疾。
1970年代后期，国内形势变化，部分老案重新清理。1979年，李家琪以“医治残疾”为由，获准返京。案卷里对此有明确记载：因身体原因，批准回原籍接受治疗，继续由当地公安机关监督。纸面上写得干净利落，实际上，负责经办的干部心里都明白，这类人不能完全放松警惕，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，只能按程序管理。
回到北京后，他被安排在西城区一带落脚。大耳胡同那间小院破是破了点，但位置不差，离护国寺街不远，出门就是老北京的烟火气。邻里之间来往不多，却也不算冷淡，他这种上来就笑呵呵的人，很容易融入这样的环境。街坊们眼里，他就是个有点来路不明、却挺大方的“李叔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回京没多久，他就找到了一个“家”的落点。那就是寡居多年的仇秀珍。两人相识不久，便登记结婚。他带着一万元安家费走进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，在当年，这笔钱相当扎眼。仇秀珍对他的过去了解不多，只知道他身体不好，曾在外地“接受改造”，到底怎么回事，并不细究。
仇秀珍有个女儿，叫仇云妹，1970年代末已在农业银行工作。她所在的，是负责重要文件管理的部门，后来称作监察司。按当年的规定，这类岗位属于严格保密岗位，接触的多是机密、绝密文件。也正因为这一层原因，李家琪的回京与这门婚事，在公安机关内部的案头记录上，多了一行小字：重点掌握对象。
二、彩电、糖果与秘密往来
再回到护国寺街的日常生活。1980年前后，彩色电视机刚开始在城市里普及，普通工薪家庭要想买一台，几乎得掏空积蓄。李家琪家里居然早早摆了一台21英寸彩电，这在胡同口就是新闻。有人好奇地问：“老李，这电视可不便宜啊。”他笑笑，说是多年积蓄，再加远方亲友帮忙才弄到手，语气平和，不动声色。
慢慢地，胡同里形成了一个有点微妙的局面：谁说“老李心好”，都不显得突兀。孩子们一放学，跑去他家蹭电视看动画片、戏曲；逢年过节，他总给孩子塞糖，顺手再给大人递包烟。哪家家电坏了，他还帮着打听修理铺。人情往来一层层铺开，很多人心底里原本有的那点戒备，几乎被磨没了。
仇云妹对这个继父，起初是带着一点疏离的。毕竟成年后才突然多出个“家长”，换谁都得调整。一来二去，李家琪的热情却实实在在。胃病犯了，他连夜托人打电话找老医生；她提到想学英语，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个好，工作也用得上。”没过多久，真就从香港寄来一整套英语教材，书本、录音带一应俱全。
仇云妹新婚时，家里啥都缺。他看在眼里，一次出手就给置办起了“三大件”：电视、洗衣机、电冰箱。那个年代，年轻夫妇得攒几年工资才敢考虑的东西，他像顺手买菜一样买齐。身边人羡慕，仇云妹心里自然也往他那边靠。家里关于“继父过去不太清楚”的嘀咕，渐渐淡了。
有意思的是，越是在生活层面表现得周到细腻，他在另一些细节上越显得不愿被打扰。比如，晚上拉窗帘。别人家冬夜里还喜欢留一条缝透透气，他家窗帘总是遮得严严实实。半夜里，院子里偶尔会闪出一点暗红的火光，很快灭掉。纸灰味随风飘到隔壁，有人打趣：“老李，这是给谁烧纸呢？”他不多解释，只笑笑，把火钩往灰里一埋。
举报信里那句“夜烧可疑物”，正是从这些印象累积出来的。写信的张师傅有一次夜里起夜，透过自家窗子，看到李家琪抱着一个铁皮桶，在院角慢慢翻弄里面的东西。火光映在他脸上，神情有些紧绷。张师傅愣了几秒，心里不由一紧：这不像普通烧纸，倒像有意识地毁什么东西。那晚过后，他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提笔，把看见的、听到的都写在了那张信纸上。
与此同时，公安机关也在根据举报内容悄悄摸底。白天，侦察员在周围走动，留意他接触的人和活动范围。很快发现，李家琪经常拄着拐杖，出现在西城区一些机关、单位附近，表面上像是闲逛，实际停留地点，多在办公楼周边。夜里，他独自在屋里听着收音机，偶尔快速记下一串符号。单把每一项拎出来，似乎都勉强说得过去，但连起来看，就有点不那么简单了。
1981年春天，一个关键的节点出现了。这一天，仇云妹从单位带回家一份《中央特赦战犯政策意见》，材料级别很高，属于内部掌握性质。她一边翻，一边半开玩笑地说：“爸，你看看，国家现在政策真不一样了。”话音落下时，她把文件递到继父手里，带点炫耀的意味。
李家琪接过文件时，手微微一顿，却立刻调整好表情：“嗯，国家政策宽大，有利于团结，这是好事。”嘴上这么说，眼神却紧紧盯着那几页纸。临睡前，他特意叮嘱：“这东西还是得带回单位，别在家放久了。”话看着像在提醒，心里打的算盘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
几天后，一份内容完全相同的“意见”，以微缩胶片的形式，被藏进了一个普通火柴盒，从北京悄悄带往香港。执行这趟任务的，是港籍交通员李相材。此前，他与李家琪已经建立了联络渠道。这一趟，算是合作的实质性开始。
三、绝密文件、胶片与“北平站”
1981年春节后，京城刚从年味中缓过神来，另一条隐秘的线索在悄悄延伸。李相材再次从香港入境，来到北京西站附近与李家琪会面。这一次，他带来的不止问候，还有五千元奖金和一台新彩电，以及一封密信。北京站广场人来人往，两人在角落简单握手、交接。远处，几名早已候在那里的便衣侦察员，悄然按下了快门。
密信的内容很明确：认可李家琪此前提供情报的价值，决定提高他的生活补贴，每月一千元，并给出新编号“25607”。这一系列数字化、制度化的安排，意味着他的身份，在对岸情报机关内部已经被视为可靠资源。对他而言，这既是“肯定”，也是更加深入卷入的起点。
与此同时，北京方面的侦察力量并没有放松。李家琪与香港方面来往的次数、时间点、交接方式，都被一点点记录下来。情报战从来不是电影里的那种一惊一乍，多半就是这样，日复一日的观察、分析、比对，然后等一个可以收网的时机。
真正把风险推上高点的，是1982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。那年9月，仇云妹经手一本《中央绝密文件汇编》。这类材料集中装订，内容涉及国家重要决策、涉外问题、内部整顿等多个方面，密级最高，出入档案室都有严格登记。
正常情况下，这类文件不得带离单位。可那天，她因为加班时间长、赶着回家，心里想着“明天一早就送回去”，便一时糊涂，把文件连同其他材料一起塞进包里，悄悄带回了家。她没想到，这个违规举动，会成为案件中的关键环节。
晚上回到大耳胡同，李家琪看到她手里多出的那一本“厚册子”，立刻来了精神。他问了一句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晚？”仇云妹随口说了两句，顺手把文件放在桌上。等她去厨房忙活时，他已经翻开了第一页。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有点凝固，他目不转睛，迅速浏览目录，敏锐地选定几章。
“这东西不能在家放太久。”他装作随意地提醒一句。等仇云妹洗漱、睡下，他在灯下支了个小架子，把准备好的相机拿出来，对着文件一页页拍照。照相机的快门声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他动作娴熟、节奏稳定，显然不是头一次干这种事。拍完，他小心地把胶卷取出，放在暗处进行简单烘干和密封处理。
一周后，农业银行方面发现这本绝密汇编不见了。档案室反复清点、回溯借阅登记，死死查不出去向。事情性质极其严重，立刻层层上报。仇云妹得知消息，当场吓得脸色发白，回到家里几乎是哭着自责：“我是不是完了？”她有点语无伦次，“要是找不回来，我这工作就别干了。”
李家琪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语气温和：“别慌，人总有疏忽，下次注意就行。”嘴上安慰，心里却在盘算如何尽快把胶片送出北京。这一夜，他重新翻看拍好的底片，确认影像清晰无误，然后重新封存。纸质文件确实找不到了，但影像版已经握在他手里。
然而，他没想到的是，公安机关早已在各个关键口岸加强布控。航空、铁路、邮路，都在隐蔽监控之列。几天后，李相材再次准备出京，在候机楼接受例行检查时，被现场控制。随身携带的物品被逐一检查，另有一支相机引起注意。胶卷冲洗出来后，十余张微缩影像清晰可见，正是农业银行丢失的那份《中央绝密文件汇编》的内容。
技术人员对照片细致分析，图像中的桌面、墙面、灯光角度等细节，被一一对比。很快得到结论：拍摄地点就在李家琪所在的小院。到这里，原本散落的线索，终于扣成一条完整的链条。从1979年回京，到1982年秘密拍摄绝密文件，他的活动轨迹已经非常清晰。
进入1983年，局势到了该有结论的时候。情报机关那一边，没有察觉全链条已被掌握，仍按原计划推进。1月17日，新任交通员蔡苹奉命进京，与李家琪接头。她随身携带密信和四千元经费，任务是调整联络方式，提升“北平站”的运作能力。
接头那天，两人在城里一处约定地点见面。钱和信都顺利交接。密信里写得很具体：决定设立“北平站”，下设三个行动组；必要时可配无线电台；强调加强对重要部门的渗透，并特别提到李家琪“表现积极，可继续重用”。这些字句，在那一张纸上看着冷冰冰，却足以证明问题的性质已经远远超过一般情报搜集。
当晚回到家里，李家琪打开密信，一字一句读完，心里升起的，是一种多年未有的兴奋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这意味着他在对岸情报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。试想一下，一个曾在劳改农场待了近三十年的人，如今竟被赋予组织架构中的“站”级身份，这种心理落差本身，就足以推动他一步步走到更危险的边缘。
看完密信后，他按惯例把纸张投入炉火。火焰舔着纸页，很快烧成灰烬。可院门外停留的那两名侦察员，已经准确记下蔡苹进出小院的时间。联系前期收集到的种种证据，办案机关内部，在那段时间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：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。
1983年1月22日，距离蔡苹进京不过五天，她在乘车前往机场途中被控制。随身带着的行李、笔记本、零散纸条，都被详细检查。两个小时后，另一组办案人员带着搜查证，来到大耳胡同的小院门前。
门开的一瞬间，屋里的景象定格下来：李家琪正弯腰，准备把一本小册子塞进炉膛。民警眼疾手快，一把夺过那本册子。翻开扉页，前几页空白，中间部分却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再往里看，“行动组成员姓名”“经费分配方案”“情报渠道简记”等内容一应俱全。粗略一翻，谁都明白，这是他的核心工作记录。
面对突如其来的搜查，李家琪沉默了几秒，随后叹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：“你们早就盯上我了？”语气里带着一点不甘，也夹杂着对侦察力量的一丝认可。这句话，不完全是情绪，同样是事实。自从那封举报信送到公安机关开始，他的一举一动，早就被纳入视线范围。
案发后，审讯随即展开。面对大量物证、书证，以及交通员的供述，他很快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和主要问题。1983年春天，案情逐渐清晰：从1979年至1983年，他先后向台湾方面提供情报八十余份，其中中央绝密文件就有八十多份，涉及党和国家机密。
谈到利用继女职务这一环节时，他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干这一行，亲情算什么，能用就用。”这句话传到外人耳朵里，多少有些刺耳，但也暴露出他内心深处的价值取向。仇云妹在得知真相后，几乎崩溃，一边哭一边为他求情：“他也有苦衷，是不是可以从轻一点？”但在已经形成的事实面前，这类情感因素，很难左右结局。
1983年4月4日晚间，北京电视台插播一条简短却分量极重的快讯，通报“国民党潜伏特务李家琪案”侦破情况，强调涉案绝密文件已经全部追回。第二天，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相关报道和照片。护国寺街的报亭前，围满了人，大家盯着报纸上那张照片，嘴里嘀咕：“这不是大耳胡同的李叔吗？”惊讶、疑惑、不敢相信，在人群里一圈一圈扩散。
同年10月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此案。根据查明的事实，法院以反革命间谍罪、反革命投敌叛变罪，判处李家琪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蔡苹因参与情报联络、传递绝密文件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仇云妹因严重违反保密规定、失职失察，另案处理，受到严肃追究。
宣判后，大耳胡同依旧照常上下班、买菜、串门，只是人们路过那处院子时，总会不自觉放轻脚步。午夜时分，再也没人闻到纸灰味，墙角那一小块被火熏黑的地方，慢慢积起尘土，成了一块不太显眼的记号。对外人来说，不过是一段已经结案的往事。对于亲历那几年风声的人而言，这段经历却清楚地提醒着：安静的胡同，未必永远风平浪静；看起来热心的笑脸，有时也会遮住另一副面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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